父亲终于住进了省肿瘤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朴素安排得很周到。
“手术先不急，让老爷子稳当稳当，做做全面检查，我也静静心。”朴素慎重地说。
星期一住进来的，188床算是个吉利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严格来讲，做脑膜瘤手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是禁区，父亲已经七十四岁了，朴素如果没有高超的医术是不敢接这个病号的。
“雷默，住院期间的费用大约是三万多元，因为你父亲是医保，个别好药你还得自费。”朴素解释说。
“没问题，只要能救我父亲的命。”我说。
手术定在星期五，早晨护士们全副武装，推着平车进了病房。此时父亲已经剃了光头，刚才护士用刀片又刮了一遍，头刮得锃亮。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父亲剃光头。
父亲躺在平车上，看得出父亲表情平静，内心很紧张，毕竟是做开颅手术，不知道手术结果会怎样。前天晚上，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一连死了三个，走廊里哭声一片。这哭声对父亲的影响很大。
不过，父亲还是坚强的。他很平静地躺在平车上。车推进三楼电梯，家属就不让上了。十层，十五层，十七层，电梯一直上到十七层停住了，手术室就在十七层。
我和我哥就在电梯口，杨娜陪着母亲，父亲是第一个被推进电梯的，接着又推进去三个做开颅手术的病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七层电梯直接下到三层，电梯口站满了病人家属，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电梯开了，护士推出第一个病人。大家都焦急地围上去。不是我父亲，我们只好继续等。一连又推出两个病人，又不是父亲。母亲有些紧张了，怕出什么意外。我一边安慰，一边不住地提醒自己要相信朴素，下午两点，十七层电梯终于下来了，一直停到三层，我知道父亲的手术做完了。
电梯门开了，护士们推出平车，父亲的头上贴着一块手掌大的纱布，很安详地睡着，麻醉还未苏醒。
“护士，手术怎么样？”我赶紧问。
“手术很成功，从来没见过朴主任手术做得这么细，脑膜瘤全部切除。”
护士说完，我这才想起朴素。
“护士，朴素主任呢？”我感激地问。
“还没下来呢。”护士说。
我们全家随护士将父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每个做过开颅手术的病人都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几天，有的重病号在里面一呆就是几十天。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贵得惊人，不算用药，每小时一百元，一天就是两千四百元。
我试着拨通了朴素的电话。
“朴素，我是雷默，辛苦了，大恩不言谢。”
“雷默，你可真能捅词儿，还大恩不言谢！”
朴素哈哈笑着走了过来。母亲握着朴素的手，眼泪就流了下来。全家人不知道怎么感谢好。
“大姨，放心吧，这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例手术。”朴素信心十足地说。
“朴素，你累坏了，快去休息吧，改天我们好好聊聊。”我动情地说。
朴素走了，全家人终于松了口气。
医院就是生死场，神经外科尤其如此。与父亲同一天做手术的三个病人中有一个病人和前几天做完手术的一个病人同一天死在了医院。夜晚的三病区走廊哭声一片。我面对这样的场面不禁对生命的脆弱而悲叹。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睡一觉，醒了，一天就过去了；醒不过来，一辈子就过去了。
很长时间没有哭的感觉，没有伤感的泪水，只有小资情调，生命在透支中逝去。此时，走廊里的哭声是悲痛的，也是平淡的，因为普通生命就是在痛并平淡中逝去的，就像一粒沙子扔进湖里，平淡得没有一丝涟漪。看破生死的人渴望这种平淡，因为涟漪即使再大，也会随着生命而逝去，平淡是迟早的事情。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只呆了一天，就被送回了一般病房，由于手术部位水肿导致呓语，有些话听起来十分荒唐。朴素说，这是水肿导致的情绪不稳，水肿消失后会正常的。
这几天父亲睡觉颠倒黑白，晚上闹人，白天睡觉，睡梦中父亲经常想起山东老家的大柳树。
“大柳树已经成仙了，被大风刮倒与我无关。”父亲手舞足蹈地说。
清醒时，父亲告诉我大柳树被风刮倒后，给爷爷做了寿材。糊涂时，父亲顺嘴说胡话。“医院里有四种女人，陪护女、下岗女、妓女、被通缉的歹徒。”父亲呓语道。
“你就是被公安局通缉后躲进病房的。”我哥听了很生气，便回了一句。
“那我去自首。”父亲荒唐地说。
我听了父亲的呓语忍不住笑了。
在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有三个病区，一病区是脑外伤，二病区是脑出血，三病区是脑肿瘤病房。
有一天晚上，我从医院的生活服务区回来，走到三楼时，闪出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让人看了只想吐，我紧走几步想远离他，他却紧跟着我问：“大哥，耳鼻喉科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他才走开。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眼前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满脸是血的人。走到洗手间时，被一个正在小便的人震住了，胖胖的大圆脸，戴着近视镜，这不是常务副市长杜文革吗？杜文革不认识我，他走进我父亲隔壁的病房。我很纳闷，便走到护士站问小护士。
“杜文革的儿子五年前就得了脑胶质瘤，”小护士说，“在北京301医院做的手术，现在复发了，癌细胞飞得满脑袋都是，已经傻了，只能靠放射治疗维持。”
我听了以后颇为震动，我不禁想起在三亚南山寺遇见杜文革的情景，一个八百万人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跪在佛像前，一跪就是半个小时，这是老百姓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