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近又抽了几次。治癫痫的药吃上以后就不能停，医生让每晚吃一次安定。安定是受管制的药，药店里没有，只好找医院的熟人开。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的药吃完了。我赶紧打电话找杨娜，她有一个中学同学在六院妇产科。杨娜与同学约好后，我开车和杨娜一起去了六院。
六院的同学叫袁圆，长得也圆圆的，一副可爱的样子。杨娜以前跟我说过，袁圆是个男人狂，喜欢男人，从初三就开始谈恋爱，结婚前光谈恋爱的男人就有一个连，袁圆从不避讳谈男人，她视男人为灵魂的镜子。袁圆经常说：“女人要想了解自己就去找男人。”
我想，袁圆一定是那种性欲极强的女人，在她的嘴里，从不谈爱情，只谈性或男人。她认为爱情的任何模式都来自于幻想，真正的爱情来临之时根本就没有模式。
袁圆见了杨娜很高兴，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我看袁圆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其实，杨娜不愿意我接触袁圆，她怕袁圆那对勾魂儿的眼睛勾住我。我只好沉默不语。我知道性是上帝设下的最隐秘的一个陷阱，像裹着糖的药，让你享受一时半会儿的快乐，却要让你背负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在走廊里，一个女医生匆匆而过，杨娜一眼认出了那是王医生。杨娜母亲是乳腺癌转肺癌死去的，一晃已经十年了。当时乳腺癌手术就是这位王医生做的。王医生听到杨娜喊她，便停住了。杨娜提起自己的母亲，王医生还是记忆犹新。
“王医生，最近我的双乳总是有些痛，会不会是和我妈一样的病？”杨娜不安地问。
“到我办公室我给你检查检查。”王医生认真地说。
杨娜和袁圆就去了王医生办公室。我在外面等着。大约十多分钟后，杨娜和袁圆出来了，杨娜脸色很不好看，我知道检查的结果一定不好。
“怎么样？”我焦急地问。
“里面有肿块儿。王医生说，还是做掉的好！”杨娜恐惧地说。
“先别急着下结论，还是多看几个医生再说。”我安慰说。
杨娜压力很大。我说了许多宽心的话。袁圆找了五个医生开处方才开了一百片安定。
告别袁圆，我把车径直开往省肿瘤医院，我知道这里是最权威的。这些年我和杨娜相濡以沫，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不能看着她痛苦，我岳母的死在杨娜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杨娜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虽然这样开车不方便，但我也没有制止，我要用温暖消除杨娜的恐惧。人活一世，还有什么能比两个人相依为命更重要的。
在省肿瘤医院，我给杨娜挂了专家号。乳腺科检查的人很多。杨娜得排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得乳腺癌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夏天，我仿佛放逐了自己，有一种沉在水里呼吸的感觉，我被酷热的城市放逐在寂寞和友谊的边缘，只有我和杨娜的爱穿越心灵的庄园，抵达内心的荒凉。
杨娜进去检查，我一个人在走廊里等。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病人。我想，人病了，灵魂会不会病？如果这么说，或许人都病了，我羡慕信奉宗教的人，灵魂有了寄托，或许没有信仰的人都是病人，死后灵魂也只能在宇宙中游荡。这说起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颗孤独的灵魂在漫漫宇宙中穿越，冰冷、黑暗。
前两天是鬼节，我和杨娜晚上一起散步，东州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烧纸的人。有的人为了抢地方还大打出手。一堆一堆的烧纸像鬼火一样，冥冥之中不知道是祭奠亡灵，还是安慰活着的人。
烧纸燃尽的残堆一个挨一个，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成千上万的鬼火伴着我和杨娜，仿佛我们俩就是冥冥之中的游魂。我们走在黑堆之间，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黑堆就是一个亡灵，亡灵在天有知，如果都来取钱，那么东州的这个夜晚连呼吸的空气中也充满了小鬼。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么李国藩、张国昌的亡灵是不是也该在这些亡灵之中？李国藩还好，有陈梅为他烧纸。张国昌就惨了，因为孟丽华在狱中，不知有没有烧纸的自由。
杨娜从乳腺科出来，我从表情就能看出问题不大，“大夫说只是乳腺增生，不用动手术，吃药就行了，不过以后两三个月要来检查一次。”她高兴地说。
“开的什么药？”我关切地问。
“是乳安片。”
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罗文到深圳参赛去了。五月花公司的事弄得一团糟，念旧情的几个朋友给了几个小单子，却做不了，因为既无打板师，也无熟练工人，我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沙威派来了他的表姐做出纳，我明白沙威的意思，这是对我不放心，我虽然对沙威的做法不太满意，但并未表现出来，热情地收留了他表姐。表姐姓秦，一个五十多岁、脸色发黑，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女人。
“雷总，以后请多关照！”秦姐气地说。
“秦姐，不用气，五月花的董事长是沙威，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我苦笑了笑说。
我对沙威的行为不想露出不满，但她还是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谁都知道公司的出纳是总经理最信任的人，我本想选一个财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看来这公司还没等正常运转，沙威就要搞家族化管理。不过，我只想做事，并无私心，事儿便过去了。
正在我焦头烂额之时，英杰来了电话。我诉了苦。英杰说：“设计、打板我包了，熟练工人我帮你找。”英杰的一席话，让我的所有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