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巴黎的极端派议员在国民公会上支持了“罗党”们抛出的《牧月法令》，但却接受了新宽容派私下对罗伯斯庇尔的称呼，“皮泽斯特腊特”，古雅典共和国时代的一名暴君。
说实话，极端派们针对罗伯斯庇尔的报复手段，要比新宽容派要阴险狡诈的多，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
数周前，一个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女子在木匠杜普莱家附近徘徊，试图刺杀下班回家的罗伯斯庇尔，为冤死的路易十六复仇。那是末代法王曾经给予雷诺小姐几袋面粉，让一家人渡过了饥荒。
塞西尔-雷诺这种鲁莽非理性的行为，很快就被警觉的杜普莱察觉到，于是报了警。仅仅两分钟，赶来的警察就立刻逮捕了这个试图刺杀革-命领袖的疯狂女子，
一番简短的审讯过后，她和她的家人都被送到政治-犯监狱。
等到《牧月22日法令》颁布之后，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弗兰指使巴黎总检察长，让已被宣判死刑，即将赶赴断头台的雷诺及其家人，包括一位怀孕中的姐姐，集体穿上象征“弑君”的红色衣服。
弑君，通常是指臣民或下属杀死自己的君主。毫无疑问，极端派意在讥讽罗伯斯庇尔已经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位君王，一个独-裁者，凯撒。
不仅如此，当日运送这一批弑君者的牛车，就莫名其妙的停在罗伯斯庇尔楼下，那一条狭长的圣奥诺雷街，堵塞道路的时间长达20分钟之久，引得围观民众议论纷纷。
需要说明的，在那一天，但凡是批评，甚至指责罗伯斯庇尔的民众，居然都没收到秘密警察的传讯。
当然了，极端派攻击“罗党”的做法绝不仅如此。
尽管安德鲁提前将贡比涅的16位修女隐藏到军队的护理医院中，但极端派依然抓到了一批不宣誓修女。这其中就有一名14岁，也许13岁，甚至更低年龄的孩子。
治安委员会将这些修女以“勾结王党，反对共和”的罪名，送到断头台，但又对外宣称“共和国的守护天神”罗伯斯庇尔已经下令，要将一切拒绝信仰“最高主宰”的人送上断头台。
行刑的那一天，台下原本麻木不仁的巴黎市民看到小修女那张纯真幼稚的小脸上，带着虔诚而坚定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们内心，继而一起高呼，“放了她吧”，“不要杀了孩子”之类的恳求语。
至少在法王时代，当刑场的围观者集体高呼“刀下留人”时，君主往往会网开一面，赦免犯人的死刑，起码也是改判为流放。
然而，整整30分钟过后，杜伊勒里宫那边并没有任何赦免或改判的消息传来。第一次，围观者开始高声唾骂断头台和它的主人。
如果“弑君红衣事件”与“拒绝赦免修女事件”，只不过是恶心罗伯斯庇尔，那么极端派炮制的“上帝之母”，那就是赤果果攻击伟大的“不可腐蚀者”。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卡特琳-泰奥特的老妇人，她本是修道院的嬷嬷，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不知处于何种目的，从1793年开始冒充“上帝之母”，预言救世主要出现，因此还秘密发展了不少信徒。等到这个邪教公开活动时，泰奥特等人立刻遭遇政治警察的逮捕。
处于某种缘由，瓦迪埃亲自过问了此案，并指定政治部警长雷亚尔全权侦查。数天之后，案件调查完毕的治安委员会，提出对卡特琳-泰奥特，以及“上帝之母”新教派的控诉书。
事实上，这份控诉书是虚假无实，而又牵强附会的，很多地方都在暗示罗伯斯庇尔，试图借助这个假冒“上帝之母”来拉拢迷信者，预言罗伯斯庇尔自己就是耶稣，即将攀登高位，云云。
毫无疑问，治安委员会的这一无耻行径，深深激怒了罗伯斯庇尔，他赌气式的翘班在家长达两周。
而这一期间，罗伯斯庇尔的公众活动，也只是待在毫无保留支持他的雅各宾俱乐部，但每次谈到瓦迪埃和治安委员会时，他既表示蔑视，又感到愤恨。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巴黎街头发生了一桩离奇的马车爆炸案，而案件的主要受害者，则是刚刚结束了政治-犯调查，并向治安委员会递交了“上帝之母”邪教犯罪事实的，巴黎警察总局的政治部警长雷亚尔，他本人也是治安委员会阿巴尔的心腹之一。
当晚，义愤填膺的瓦迪埃和阿马尔二人，就跑到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休息室里。刚一见面，阿马尔直接怒骂罗伯斯庇尔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居然派人暗杀了一位高级警长。一脸懵逼的罗伯斯庇尔也是热血上头，当即反驳起来……
等到这场激烈的争吵行将结束时，罗伯斯庇尔的眼里涌出了愤怒的泪水，他大声说道：“好吧，我就是一个暴君！而你们，马上将从暴政下解脱，并且永远没有机会来到这里了。”
仅仅五分钟后，在罗伯斯庇尔的动议下，瓦迪埃和阿马尔二人被赶出了雅各宾派俱乐部，他们的会员资格也被永久冻结了。
这桩“雷亚尔被害案”的日期非常巧，就发生在安德鲁离开布鲁塞尔，启程返回巴黎的那一天。
数天后，等到安德鲁乘坐的旅行马车慢悠悠的从亚眠，上到直通巴黎的2号公路时，他手中拿着一份信息简报，上面就记录了自己的继任者，巴黎警局政治部警长雷亚尔的遇害案。
此次，返回巴黎述职的安德鲁，身边除了侍卫队，还有百余名厌倦了军旅生活，褪下战袍，想要回归田园生活的轻骑兵。
依照之前的承诺，安德鲁借助自己在治安委员会的关系，抹去了他们的叛国罪名，并将这些人安置到巴黎郊外的城市宪兵营。后者负责守卫巴黎城门与隘口，并在紧急时刻奉命镇压市内暴-乱。
此时的马车厢内，在安德鲁对面，坐着他的老朋友德马雷。
作为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干将，德马雷此时正在索姆省一带公干，直到两天前，他收到了巴黎将自己调回的命令。不过，为了等安德鲁一同返回巴黎，德马雷推迟了行程。
“安德鲁，你可不能怪我，我压根就不知道富歇会提前将伯爵夫人她们送到莫顿村。”
刚一见面，面对老朋友的责问，德马雷就在喊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