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晓怡在武汉过得怎么样。
晓怡说：挺好的，有吃有住的。
我问米亚在上海过得怎么样。
米亚说：不怎么样，吃住死贵死贵的。
他们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吧，就那样吧，还能死咋的。
短暂的封禁解除了，人们恢复了自由，一切又都恢复成原始模样，走在大街上，人们欢声笑语，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段日子见不到的人，办不了的事，此刻又开始了补偿式的去见、去办。
爷爷过生日的时候隔离着，奶奶过生日的时候隔离着，过年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过去呢？
一直跑大车的四叔恰好在黑河，因为疫情的因素，进出口生意少了，致使他的生意也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活，去一个新路线，没想到在穷乡僻壤的地方翻了车，车里的货物散落一地，都被当地村民给搬走了，挡都挡不住，警察来了也没办法。
四叔说，后来他从同行那里知道，那个地方的道坏了很多年了，一直都不修，知道的车主即便绕远都不走会走那条路，技术多好的人走到那里都容易翻车，而当地的村民就是靠这个脱贫致富。
钱没赚到，还赔了一些，自己也受到了点小伤，虽无大碍，可也是状态不很好。
赶在也是在省内，就跑在爷爷这里过年。
加上在近处的大姑一家，六叔一家，这个年也算兴旺。
四叔斥巨资在市里买了几个大礼花，说去年诸多不顺，今年全都一扫而光。
我看这烟花长得粗壮，看起来就很贵，应该就像是电视里那种绚丽有层次的那种礼花，内心充满了期待，然则这烟花放起来就和十几块钱的一样，一个弹珠飞到天上，啪的炸开就完事了。
非要说这与十几块钱的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声音响的很，相当于放了十八个震天雷。
把全村房檐上的雪都给震掉了，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中东叙利亚的导弹飞到黑龙江了呢。
大年初一，大姑家的大姐一家也从外地赶回来了。
我对大姐的印象还是其结婚时，那时大姐青春洋溢，脸蛋嫩的一掐一汪水。
大姐和后来嫁到上海的二姐合称王村姐妹花，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看。
这女孩子长得好看，就会被人惦记，外加出身有农村，初中上了市里就被各种新鲜事物所吸引，但凡有人献点殷勤就会被诱惑。
学习一落千丈，初中毕业也就进入了社会。
处了几个对象，都是长得很帅，但也没个正经工作，成天混吃混喝的那种，保证是不同意啊。
最后亲属帮介绍了家境好点，但是人有点瘸的对象，那对象家是市里的，父母都是双职工，也很是相中我大姐。刚见面就给了五千元当见面礼，之后两人就处着。
可是大姐嫌弃对方长的矮，腿脚还有些不利索，就不想接着处了。
人家说了，不处也行，毕竟结婚是你情我愿的事，那把那五千元和这段时间给买的貂皮大衣，鞋子啥的退回来吧。
这就要说我大姐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姑父不干正事了，成天的游手好闲喝大酒，大姐把钱交给大姑父保管，他竟然去市里买了辆摩托，因为凑不出那几千元，大姑父就撮合着大姐继续和那个人处，还说要是真的结婚了，这点钱不用还了还能再接点彩礼。
大姐很崩溃，就来我家借钱，我爸是他的三叔，不能眼看着这孩子往火堆里跳啊，那时候整个社会也都很贫瘠，工作一个月三五百都算高的了，费了好大的劲拿了出来，算是把婚给退了。
大姐后来自己又处了一个对象，就是现在的这个，长得不咋地，经济也不好，说来就是缘分，姐夫追她时她没同意，那段时间又被车刮了一下住院，大姐夫就成天去医院看望陪护，一来二去照顾出爱情的火花了。
经济不好，但人还挺好的，能吃苦，早期给别人开大车，后来攒了点钱买了一辆金杯，从村里到市里拉，再往后有了钱换了出租，日子过也还过得去。
大姐结婚后就一直在外地，她回来时我上学，她离开后我回来，打她婚礼后这么多年都没再遇见，印象里大姐身材好，长得好就像一朵花，而现在俨然是个中年妇女了，想想也是，孩子都上小学了，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男同志们在玩麻将，女同志们开始准备年夜饭，小孩子年龄阶层跨越的太大，太小屋里屋外的跑来跑去，我和大姐夫有一句没一句吃着瓜子扯着闲。
结果不大一会，大姐家的孩子就闯祸了，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爷爷家找说法了。
原来这孩子闲着无聊，跑出院子，从村头东头到村西头把人家大门上的对联全给扯了下来，要知道，北方的春联都是用面粉做的浆糊贴在墙上的，一个是本身的黏性外加寒冷水结成冰，这些春联被贴的异常结实，也是因为结实，扯下来就全都扯坏了。
就是爷爷在当地有些威望，这种寓意美好的事情被破坏掉也是令人气愤的事。
这不是赔不赔钱的事，要赶在中午十二点前重新贴上，于是也别解释了，赶紧去市里买对联并挨家赔不是吧。
本来还说这孩子就是太顽皮了，大姐夫想打他一顿，大姐护着孩子说还小，当然我们也会拉着，说重在教育不在棍棒。
但我们把乡亲们送出院门，一看自己家的对联也被他扯了，大姐也忍不住给孩子一大飞腿。
晚上一大家人吃饭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只是睡觉的时候有点难受，炕很热，还很硬，人挤人到处是臭脚丫，白酒凉菜味，还有此起彼伏的口音各异的呼噜。
睡不着，就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过年，爷爷家人超级多，远比现在热闹。
那时还年轻的老人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抽烟喝酒推牌九玩麻将，那时还没长大的大人也和现在没长得的孩子一样淘气，几个小叔竟然把柴火垛给点着了。
那个年过得真的是红红火火，小叔们的屁股也结结实实的被揍的红红火火。
本来柴火被点了就已经够郁闷了，半夜人太多还把炕给踩塌了，大冬天的大家都没个住，全都跑到村里其他人家借住，我被安排在一个不认识的老乡家，那家怕养的猪冷，也是怕丢掉，就把猪养在屋里，味道就不用提了，走廊还养了一条狗，因为我的到来，汪汪叫了一个晚上，那印象真的是超级深刻。
好在第二天，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们都要离开了——姥爷家不成文的规矩：初二回娘家。
晚上没睡好，早上醒不来，但乡下早上六点铁定是要起来的，晚了就会有老乡串门，被堵就会被说道的。
出了被窝是冰窟，哪有被窝舒服，被同样睡眼朦胧的父母拉出来。
吃了早饭，搭大姐夫的车。
大姐夫喝了酒，车里也装了足足六个人，虽然大过年也时常会遇到交警，但这里的交警更像人，执法更有温度，只要不是肇事，大都不会处理。
到了家，大姐夫一家还要继续向齐齐哈尔出发。
下车时，母亲塞给孩子500元，大姐说啥也不要。
然后就是经典的：撕撕吧吧的干啥，赶紧拿着得了，大过年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
然后就递到孩子手里，孩子还是懂事的，一把接过，迅速结束了这场人间闹剧。
上楼洗了洗脸，刮了刮胡子，翻看一堆又一堆的拜年，想在其中查查是否夹杂着红包。
吉祥话有啥意思，红包才深得我心。
结果愿望落空，休整了一会，又要去姥姥家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