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罗珊珊通好电话后，何强加快处理手上的紧急事务。不一会儿，秘书黄能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说是信访局有人闹事，说是政府若不帮忙解决问题，他们就将抬着尸体封住市政府大门。
何强听了这一消息，吃了一惊，马上给分管信访的常务副市长司马峰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有人在信访局闹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司马峰说：“我在现场，正在了解详细情况。主要是河东农药厂的原职工闹着要厂里赔偿损失。待我了解详情后，再跟你汇报。”
何强叮嘱道：“一定要注意影响。如果职工的诉求合理，厂里又可以做到，就尽量满足。”
司马峰一口答应，说这就去办理。
跟司马峰通了电话后，何强仍然不放心，便让黄能到信访局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有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汇报。
派走了秘书黄能之后，何强再也坐不住了。信访局有人上访甚至闹事，也是常事，否则就没必要成立这个部门了。可是这次出了人命，就是大事了，不能掉以轻心。思来想去，何强还是打电话给代市长卞太炎，问他是否知道河东农药厂最近的情况。
信访局发生的事，卞太炎也已经听说了，他跟何强汇报说：“听说是之前农药厂的一名职工得了肝癌去世了，死者家属认为这病是因为在厂里上班时农药中毒而得的，要求厂方给予五十万元的经济补偿。厂方认为该职工已经离职，也不承认患者得病是由于药物中毒引起，坚决不答应死者家属要求，只同意出一千元的慰问金。双方谈不拢，这就闹到市里来了。”
何强听了这话，说：“这事不是小事，政府那边打算怎么处置？”
卞太炎无奈地说：“这事只能协调解决。其实农药厂得癌症去世的职工，每年都有，而且附近居民家也有不少肝病患者。可是这些病完全说成是农药中毒导致，也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科学数据。而且这个赔偿一旦开了口子，只怕农药厂也承受不了。”
何强摇了摇头，说：“群众的生命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哪怕农药厂因此破产，该赔偿还是得赔偿。”
卞太炎说：“这事等司马市长回来，我再跟他商量。”
何强提醒道：“不管怎么样，这事要尽快平息。目前我市刚刚出台‘河东精神’，又在大张旗鼓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若是农药厂的事情闹大了，那可是一票否决。”
跟卞太炎通话后不久，黄能赶了回来，他了解的除了卞太炎说的那些情况外，另外还补充了一些上访细节。
这次上访的带头人是死者朱有贵的妻子田桂花，他们原来都是农药厂附近的村民，后来都进了厂里打工。去年，朱有贵被查出得了肝癌，当即被农药厂辞退，他妻子为了给他看病，只好从厂里离职。厂里只给了二千块，说是救济老员工，他们当时没有精力跟厂里争取更多权益，也就默认了。为了看病，这一年来，他们花光了一家全部积蓄，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最后连上初中的女儿都不得不辍学在家。
在走投无路下，田桂花听从亲朋分析，坚信丈夫朱有贵得病跟在药厂工作有关，朱有贵离职前所在的车间是炼药车间，属于厂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单单刺激性气味，正常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三五十人的车间，除了她丈夫，已经先后有了两人死于癌症，还有多人患上了肝炎、淋巴肿大、肺结节等重症，但是因为这里工资是其它车间的一点五倍，许多人还是愿意冒着得病危险，到这个重污染车间干活。
田桂花跟厂里提出赔偿要求，结果厂里说她丈夫早已不是工厂职工，加上她丈夫得病的原因，没有医学证明是因为药物污染所致，被厂里拒之不理，这才迫使田桂花到市里上访。
何强得知情况后，虽然对河东农药厂的无情感到愤怒，但是他也知道想让厂里一下子拿出多少钱来不容易。
河东农药厂老板许加田，作为何东首富，人脉关系自然非同小可，不仅在本市河东跟相关领导关系很铁，就连海西市的主要领导跟他都有来往。社会上传言他在省里、燕京也有朋友。
许加田的二儿子许有地，作为河东四公子之一，当年曾经因为谋害县委副书记何强而被判一年有期徒刑，结果只是住了半年看守所，连监狱都没进，就被提前释放出来了。何强还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他被排挤到海西市农科所，跟这些人在背后做小动作有一定的关系。
何强从海西市农科所回到河东当县长后，多次接到群众举报，说河东农药厂污染害人，他曾经亲自到现场明查暗访，发现情况远比群众反映的还要严重。农药厂虽然跟古井乡小街隔着一条田，有二三百米的距离，但当你走在古井小街时，仍然能闻到一股类似死鱼烂虾发出的刺鼻腥臭味。当地居民反映，这股臭味都是从药厂散发出来的，尤其是一到阴天，这种气味散发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关门。
当时何强对此大惑不解：“既然这样，你们怎么还能容忍这个厂办下去？”
古井人解释说，许加田曾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脑子灵活，在乡里当过几年通讯员，后来又在小街上开了一间农资门市。他一次偶然发现有店家偷偷兑水卖散装酒，灵机一动，回家就开始给农药兑水，分瓶包装，牟取暴利，后来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很容易被工商部门查处，就想到了办厂，以来料加工的名义生产农药，其实还是做的兑水勾当。
起初药厂的规模很小，就是两间房，三四个人的小作坊，靠一口大铁锅将买来的原药用水稀释分装，一瓶变成几瓶，获取差价。当时的产量低，工资还时常拿农药抵冲。